铜雀台位于河北省邯郸市临漳县邺镇。从行政区划上说，它属于邯郸境内名为“三台胜境”的文物古迹，但就旅游路线而言，它大可以就便纳入先看曹操的高陵、再看铜雀台、以河南安阳为出发点的游览线路。

我从安阳出发，车行半小时，路途26公里，仿佛一瞬间就来到铜雀台了。建安二十五年（220年）曹操离世时，绝对想不到，583年后才出生的杜牧，会用题为《赤壁》的诗写了他的故事，且这首只有四句的七绝，一直响彻唐诗宋词的灿烂星空。

当年，杜牧担任黄州刺史。杜牧以清廉著称，《唐书》中称他“刚直有奇节”。关于杜牧的寓所，据说是“使君家似野人居”。《黄州府志》赞他“有才名，多奇节，吏民怀服之”。可见，杜牧是一位难得的好官。当然，他更是一位有着深厚文学素养的官员。创作需要有生活，写诗更要有感而发。某日，杜刺史在长江边的赤矶山游览，意外发现了一支沉埋沙中的断戟，经磨洗辨认，确认其为赤壁之战的遗物。诗人由此触发了思古之幽情，他借咏史抒发了对三国英雄与历史变迁的感怀：“折戟沉沙铁未销，自将磨洗认前朝。东风不与周郎便，铜雀春深锁二乔。”

我读唐诗，发现有的诗暴得大名，确是由于诗写得出色，而有些诗，除了写得不赖，主要得益于其内容牵挂了一个独特的故事，比如白居易的《长恨歌》。杜牧的《赤壁》与《长恨歌》在这一点上何其相似。今人说三国、论曹操，很容易想到杜牧的《赤壁》。读唐诗、议《赤壁》，又不能不牵扯三国，言及刘备、曹操、孙权以及历史上著名的赤壁之战。

但我游览铜雀台时发现，杜牧因一时感怀，留给后世一个虚拟的“锁二乔”故事，且渐渐演变成曹操的黑历史，让其长期“背锅”。在杜牧作古500多年之后，小说家罗贯中仍然拿二乔说事——《三国演义》中，诸葛亮篡改曹植《铜雀台赋》，将铜雀台工程史实上的“连二桥（物）”，有意改为“揽二乔（人）”，以此激怒周瑜，遂促成孙刘联盟……细查历史可知，铜雀台是曹魏政权在赤壁之战的硝烟散去两年后才开建的，小说情节纯系文学虚构。

我在曹操走过的土地上徜徉，知道铜雀台位于邺镇之一隅，而邺镇又是邺城遗址之一隅。

204年，曹操攻占邺城，决定将其作为汉魏政权的统治中心，以此削弱汉献帝所在的许都（许昌）的影响力。为此，他倾国力以建邺城，且因此开创了古代都城规划的先河。此后悠悠400年，邺城都是曹（汉）魏、后赵、冉魏、前燕、东魏、北齐六朝的都城。

古今中外的都城，均有其标志性的知名建筑。铜雀台就是邺城的标志性建筑，也是曹操当政时的“政绩工程”。按照设计，铜雀台（总体建筑以三台之一的名称代之）原高约24米，建在坚固的邺城城墙之上，南北排开，分别是冰井台、金虎台（又称金凤台）和铜雀台。三台并列耸峙，每台皆以砖铺地。台上建有上百间房屋，雕梁画栋，图以丹青，色以青素。三台之间用类似于悬空天桥一样的阁道相连。现存铜雀台夯土基址仅存东南角，南北50米，东西43米，高4米至6米。

铜雀台于东汉建安十七年（212年）建成。与百姓乔迁新居一样，曹操志得意满地带着儿女家眷，在铜雀台上大宴群臣。酒足饭饱之后，一会儿比歌，一会儿比武，最后还有赋诗唱和。曹操父子是有着过人的文艺天赋的，曹操和两个儿子曹丕、曹植还是创立“建安文学”的元勋，在如此喜庆之日，怎能不诗兴大发呢！

曹植按捺不住，挥笔写下留传至今、堪称汉赋经典的《登台赋》（后传为《铜雀台赋》）。这首作品文辞华美、思想深邃，当下就赢得一片叫好声。作为曹植彰显才思的“高光时刻”，很难说这件事是否影响到曹操对曹丕与曹植的期许、对储位的选择——他在与近臣密议曹魏接班人时，有言“吾欲立植为嗣”。

但对曹丕而言，曹植越受认可，他心里可能就越不是滋味。220年曹操病逝后，曹丕继任魏王；同年十月，汉献帝被迫禅让帝位，曹丕登基，是为魏文帝。有道是“同甘苦易，共富贵难”，曹丕放不下争封储君时的芥蒂，且对于这位文才了得的弟弟是否真心称臣感到不安，想要消除隐患。据《世说新语》记载，“文帝（曹丕）尝令东阿王（曹植）七步作诗，不成者行大法”，聪明的曹植不敢不从，在悲愤之中，七步完成诗作：“煮豆燃豆萁，豆在釜中泣。本是同根生，相煎何太急。”虽然曹植在这件事之后并没有马上被害，但史载其“常汲汲无欢，遂发疾薨”——终因忧郁寡欢，疾重身亡。我想，围绕铜雀台的故事不止成百上千，无论正说还是戏说，都可以给我们带来或正面或反面的启示与思考。

显然，铜雀台与三国时期的大乔小乔没有直接关系，但我们读了《赤壁》，自然会由铜雀台、二乔想到孙吴阵营中的孙策、周瑜等人物，而三国中那一个个鲜活的面容，也就飞扬在我们的心中了。